在浪起潮伏、人事更迭频繁的内地公募基金行业里，能够在掌门位置上稳坐十年以上的人凤毛麟角。然而，当时代列车驶入新的周期，即便是最长情的坚守，也有迎来终点的一天。
3月20日，老牌公募机构东方基金发布了一纸重要的人事变更公告，公告显示，公司董事长崔伟因“工作调整”离任，离任自2026年3月18日生效。
崔伟自2011年11月出任东方基金董事长一职，掌舵该公司至今已14年零4个月，在公司上下烙下了深刻的印迹。但即便影响力强大如斯，已不可避免地在58周岁之际挥别一手打造的平台。
对公募行业而言，这是一例颇具关注度的新老更替。这不仅仅是因为崔伟长达十四年多的“超长待机”任期，更因为他上任之初所接手的，是一家刚刚从极致的内部权力拉扯中“伤筋动骨”、元气大伤的公募机构，而现在似乎又一次走到了人事更替的关头。
随着崔伟的谢幕，东方基金那些曾被媒体反复咀嚼、又在岁月流逝中逐渐尘封的陈年往事，那些早年间戎马倥偬的人事更替，曾经“兵荒马乱”的董事会权力争夺战，再次浮出水面。
这不仅是关于资本、权力、人性、制度的商业故事，也是关于如何在治理“空洞”中重建秩序的经典公司案例。
成长履历：从监管系统到公募董事长要理解崔伟对东方基金的意义，必须深入剖析他的个人履历和执掌经历。这位生于1967年11月、现年58周岁的资深金融人，其职业生涯带有鲜明的“监管系统历练”、“善于管理的学院派”的特点。
崔伟的学历很高，有说法他是五道口金融学院（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1999级的博士，师从某位证券界的大咖级导师。
而在此前后，他已经在人行系统崭露头角。历任央行调查统计司干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央行办公厅副处级秘书等职务。在那个中国金融体系早期草创与规范并重、狂飙与整顿并行的年代，能够在金融核心枢纽部门担任职务，无疑为他积累了宏观视野与政策敏锐度。
在央行历练多年后，崔伟转战中国证监会，担任办公室秘书处副处长、处长等职。此后他又重返央行系统，开始具备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经验，先后出任人行东莞中心支行副行长、汕头中心支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汕头中心支局局长等职务。
此后，崔伟再次回归证监会体系，出任证监会海南监管局副局长，后又升任局长。在海南任职期间，他致力于推动辖区上市公司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规范运作。之后，崔伟还调任证监会协调部副主任兼投资者教育办公室召集人。
2011年11月，崔伟临危受命，出任东方基金董事长，接手当时已处经营边缘状态的东方基金。这位兼具“宏观监管视角+地方实操经验+较高学术素养”的人士一出现，就决定了他的首要任务不是激进地开疆拓土，而是扮演一位“救火队长”和“秩序修复者”的角色。
尘封往事之一：创业期的“人事泥泞”崔伟接盘东方基金时，该公司已经成立七年，历经多任的管理团队。但诸多的明星人才并没有把这家公司的规模“托起来”。
相反，在中国早期公募业常见（现在亦不鲜见）的“公司股东—管理层—核心投研人才”三大角色之间的意见分歧与治理冲突下，公司历经了一轮又一轮的人员动荡和定位漂移。
2004年是东方基金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时间。其发起股东的结构十分多元：东北证券作为第一大股东（占股46%）主导实际运营，代表上海国资的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他两位小股东各占18%
对于其他上市公司股东而言，参股基金公司是一项获取稳定现金流的财务投资；但对于手握主导权的东北证券（具有东北国资背景）来说，东方基金是其金融版图的重要拼图，其间的分歧在早期已经出现了苗头。
公司成立之初，人员团队配置是极其豪华的。首任总经理是出身东方证券的业界大佬王国斌。王国斌搭建了一个堪称豪华的“一流”投研团队：包括从嘉实基金挖来当时的明星基金经理冯肖武，引入博时、富国出任过多只基金的资深的基金经理宋炳山，以及当时东方证券资管部的当家骨干陈光明。
在2004年，这绝对是一个足以在公募界令人眼前一亮的顶配阵容，日后看更是涌现出多位开宗立派的投资大家。
然而，这支带有强烈市场化基因的团队，很快就与带有浓厚国资券商色彩的大股东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理念分歧与控制权摩擦。公司成立才半年，王国斌便抱憾离职，陈光明亦重返东方证券资管部，冯肖武也黯然退场。
豪华团队瞬间分崩离析，公司迅速换上了大股东体系的管理班底。带有建行与东北证券背景的程红代理总经理，投研重担压在仅剩的资深基金经理肩上。创业初期的“人事泥泞”，让东方基金错失了最好的起步身位。
尘封往事之二：明星基金经理崛起与“捉襟见肘”的治理随着宋炳山在2006年初转投长盛基金，东方基金的创始投研力量出现“真空”。此时，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被推到了市场台前，他就是——付勇。
付勇早年在华龙证券和东北证券主要从事投行和审计工作，2002年加入东方基金筹备组时负责战略规划，并无长期的公开市场投资实践经验。但在2005年，他成为“东方龙”的基金经理助理，随后在年底发行的“东方精选”中被提拔为基金经理。
正是这位半路出家的付勇，开启了东方基金短暂而辉煌的“付勇时代”。2006年至2007年，适逢A股波澜壮阔的大牛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红利期。付勇以其时超级敏锐的嗅觉，重仓押注具有股改预期的“S股”（尚未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股票）。
当时受访资料显示，付勇在察觉股改的投资机遇后，将1000多家未股改公司的股票全部研究了一遍，大举建仓S上石化、S哈药、S深宝安A等一众S股，执行了“高仓位未股改股”的进取策略。
这个策略大获成功。2006年，东方精选净值增长率高达104%，大幅跑赢基准，且全年分红5次创下纪录。2007年，该基金净值增长率更是达到惊人的168.81%，在同类基金中排名前三。付勇因此被市场封为“新锐王牌基金经理”。
在付勇的耀眼业绩光环下，东方精选受到市场热烈追捧。2007年拆分后，规模迅速膨胀至百亿级别。多份媒体报道与内部会议记录显示，在那个阶段，付勇管理的东方精选几乎“贡献了东方基金90%以上的利润”。他以一己之力，扛起了整个东方基金。
然而，付勇“一白遮百丑”的业绩背后，规模扩大后的东方基金，并没能乘势充实投研力量，把时代机遇转化为团队红利。相反似乎，继续追求利润和控制成本。基金经理“跨岗管理”，基金经理激励不足等矛盾一再暴露，这为日后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尘封往事之三：“明星基金经理”离职，董事会“内斗“震惊业界2008年之后，随着A股陷入大调整市，S股红利消退，付勇的业绩神话难以维系。与此同时，公司高层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
2009年初，未能完成董事会目标的原总经理离任。大股东东北证券派出了更年轻的总经理空降东方基金，后者的强势作风，在较短时间内就迅速打破了公司内部脆弱的平衡。
2010年初，明星基金经理付勇在坚持良久后终于递交辞呈，离开了效力6年的东方基金。离别之际，这位低调的明星基金经理给公司留下了两本书：一本是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另一本是风靡一时的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这两本书后来被外界认为是员工对东方基金的无奈隐喻。
付勇的离开，成为了引爆东方基金高层全面冲突的导火索。2011年初，一份东方基金的董事会内部会议记录被媒体意外曝光，震惊了整个公募圈。
记录显示，当时的东方基金时任董事长，在董事会上向时任总经理公开提出质疑。独立董事们也对管理层的强势运作表达了强烈不满，并在一些议题上投下否决票。然而，由于大股东的意志，董事会上的讨论显得苍白无力。
但激化的矛盾带来的代价是“惨痛“的。先是，董事们集体换人，再是外界的合作意愿大幅下降，客户赎回加剧。各种”内忧外患”之下，当时的东方基金也在较长时间内未能获批发行任何一只新产品，业务发展几乎陷入停滞。
“救火队长”到任正是在这满地狼藉、风雨飘摇的至暗时刻，带有深厚监管背景的崔伟，前往东方基金“救火”的任命，开启了十四年的东方基金董事长生涯。
在东方基金的最新公告中，对崔伟执掌的十四年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崔伟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勤勉敬业、恪尽职守，为公司战略发展、治理提升和稳健运营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司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这并非一句简单的客套话。对于东方基金而言，崔伟的十四年，本质上是一个“止血、疗伤、重塑发展能力”的过程。
时间回拨到2011年。当崔伟接过东方基金董事长的帅印时，他面对的绝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烫手山芋”。
当时的东方基金，刚刚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且极其惨烈的内部权力纷争。公司治理陷入失序，管理层与董事会矛盾公开化，核心投研人才流失。在这种内耗之下，公司的业务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数据显示，彼时东方基金的受托管理规模不断萎缩，在2011年末一度跌破了100亿元人民币的经营生死线。
此时，“身份”特殊但颇具治理经验的崔伟的出现，在恰当的时候成为东方基金“止血重建”的契机。日后回看，他通过大刀阔斧的内部整顿开始，花费了较长的时间和代价，完成了东方基金此前问题的“清理整顿”，由此让公司迈上了成长的正轨。十四年后，东方基金的管理规模达到1200亿以上（来源：Choice）。
这中间，许多内情并不为外人所知。但外界可以看得到的是，在过去十四年里，东方基金逐渐走出了“付勇事件”的阴霾，公募基金受托规模在全行业中排名约50名上下。
从当年的不足百亿濒临绝境，到如今的千亿级中型公募，崔伟确实把这家脱轨的公司重新带回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驶向何方：下一个新周期仍需突围东方基金过去十四年的硬币另一面是，“稳健路线”也让东方基金的规模出现了明显的数据偏向。
Choice统计显示，在东方基金目前的1200亿规模中，固定收益类产品（债券基金、货币等）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最能体现公募核心投研能力、且利润率较高的股票型与混合型基金合计占比不足20%。
这种“重固收、轻权益”的格局，一方面是当年投研人才断层留下的后遗症，另一方面，或许也反映了监管出身的管理层在风险偏好上的天然选择。
但在轰轰烈烈的权益时代和近年来的被动投资（ETF）浪潮中，这种历史上的发展路径依赖也让东方基金缺少一些资源禀赋，错失了另一轮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而曾经相对稳定的领导结构，在2026年3月突然被打断。崔伟在并未年届退休年龄之际，“公告”离任，并由总经理刘鸿鹏暂代职务。这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东方基金的下一任掌门（董事长）人选还未真正落定。
与崔伟相比，刘鸿鹏的简历更像是一位在市场搏杀中成长起来的经营型管理者。早年间，他任职过多家券商，曾任新华证券长春同志街营业部总经理，后在东北证券历任杭州营业部总经理、营销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2011年5月，刘鸿鹏先于崔伟加盟东方基金，此后十余年间，历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最后于2016年升任总经理一职。
刘鸿鹏是崔伟任期内一路成长并长期任职总经理的公司团队内部人选，他显然不同于崔伟这样从外部空降的“监管系”掌门人，也不具备崔伟那样的威信。他能否完全接掌东方基金，后续还待观察。
摆在代董事长刘鸿鹏面前的，还有许多现实的挑战。
当下的公募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极其深刻的变革。政策引导下的“降费让利”，直接压缩了基金公司的利润空间，抬高了中小公司的经营门槛；资金、人才和资源正在加速向头部公司和有特色的专长机构倾斜，虹吸效应让部分中小型公募机构的发展空间倍感压力；与此同时，ETF与指数化投资的崛起正在颠覆传统的主动权益投资模式，而固收产品领域则陷入了低收益率带来的“内卷”搏杀。
对于东方基金而言，曾经的考题是“能不能活下来、能不能走出内斗阴影”；而现在的考题变成了“能不能在新规则下长出新的增长曲线”。
刘鸿鹏肩上的担子依然沉重，发展的契机稍纵即逝，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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